#图文打卡贺新春#

1935年1月15日，一场对中国命运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会议在遵义开幕啦。

党史研究把遵义会议分成了“狭义遵义会议”和“广义遵义会议”。“狭义遵义会议”呢，就是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在遵义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；“广义遵义会议”呀，说的是红一方面军长征路上开的一系列会议，像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、猴场会议、遵义会议、扎西会议、苟坝会议、会理会议这些。

遵义会议有个特别了不起的贡献，就是让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里成为领导核心，在万分危急的时刻，党、红军和中国革命都被挽救回来了。周恩来是这么评价的：“要是没有遵义会议，中国革命还不知道得拖后多长时间呢。”

遵义会议之后呢，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，红一方面军那可是干了不少大事儿。四渡赤水，就像神来之笔；巧渡金沙江，那是充满智慧；强渡大渡河，特别英勇无畏；飞夺泸定桥，简直惊心动魄；突破腊子口，更是厉害得很。然后还翻过雪山，走过草地，最后成功到达陕甘宁边区。这么一来，就给中国革命开辟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，从这时候起，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像诗句说的“天翻地覆慨尔康，换了人间”。

遵义会议的政治智慧都集中在遵义会议精神里啦，这精神就是：“坚定信念，坚持真理，独立自主，团结统一”呢。

第一条是坚定信念，说的是在敌强我弱、特别困难的时候，要一直怀有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念。

秋收起义后，5000多人的部队就只剩1500多人了。毛主席在浏阳文家市讲引兵井冈的时候说，咱们就像一块“小石头”，迟早能把蒋介石的“大水缸”砸破。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啊。

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之前呢，中央苏区的红军已经发展到大概十万人啦。可是呢，当时是博古和李德在指挥，他们搞“左倾”冒险主义那一套，结果部队老是打败仗。最后啊，红军连苏区都丢了，只能被迫西征咯。

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啊，8.6万红军苦战了五天五夜呢。这一战下来，5万多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。当地都有这样的说法，叫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”。那时候部队里到处都弥漫着消沉、抱怨还有迷茫的情绪。

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咱们党召开了遵义会议，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，打这起红军就有了“主心骨”。为啥呢？因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，毛泽东成功顶住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反“进剿”和三次反“会剿”。在中央根据地，他指挥的三次反“围剿”都胜利了，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时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挤，可还是沿用他的战略战术，最后也胜利了。

这是谁都能看到的呀。所以呢，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红军，那可极大地振奋了红军指战员们敢打能赢的信心和斗志呢。伍修权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后就写过这么一句话：“舵手一换齐划桨，革命自此奔新程。”

第二条，要坚持真理。这就是说，得实事求是，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，凡事从实际情况出发，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，而且要勇敢地面对错误，还要有勇气去修正错误。

湘江战役之后呢，掌握红军指挥大权的博古和李德啊，他们就一门心思地要到湘西去和红二、六军团会合。蒋介石一得到这个消息，马上调集好多兵力，设下了像天罗地网一样的“口袋阵”，就等着红军往里钻，好一下子把红军给消灭掉。这时候啊，毛泽东同志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，就把原本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师的想法给改了，提出向北渡过乌江，建立黔北根据地。

在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以及红军长征前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，周恩来做副报告，他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存在错误，还主动把责任揽了下来。张闻天很尖锐地批判博古的“左”倾军事路线。毛泽东呢，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里，一下子就指出了红军失利的关键问题，那就是进攻的时候搞冒险主义，防御的时候是保守主义，突围的时候成了逃跑主义。

朱德一向谦虚又稳重，可在这次会上，他也是特别严肃地指出临时中央领导存在的错误，还直接说“要是还这么领导下去，我们就没法再跟着走啦！”

在这次会议里呢，博古代表王明来行使共产国际的指挥权，他是中央临时政治局的负责人；李德呢，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，参加过一战，还在苏联留过学。他俩身份不一般，就像伍修权说的那样，是“太上皇”。可他俩没什么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的本事，让党和军队遭受了特别大的损失。所以啊，他俩受到批评和处理那是应该的。这就是遵义会议“不唯上，不唯权”、坚持真理的意义所在呀。

第三条，独立自主呢，就是“自己的事儿自己说了算”，自己的事就得自己去做。

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写文章提到，咱们党打从二大起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了，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呢。所以啊，像遵义会议这么重大的事儿，要作出关系到党的路线的重要决策，尤其是对中央领导进行调整和变动这种情况，依照组织原则来讲，都得先给共产国际打报告，获得他们的批准才行。陈独秀、瞿秋白、向忠发、李立三还有王明，都是这么个情况。

不过呢，在长征开始之前，国民党把中共上海的党组织给破获了，能跟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破坏掉了。这就表明，从长征开始的时候起，党中央就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了，咱党的头上也少了个束缚手脚的东西，这就给我党独立自主地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特别难得的机会呀。

有人这么形容：“丢了一部电台，却成全了中国革命。”

遵义会议呢，咱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插手的状况下，完完全全靠自己，针对党自身那些重大的政治、军事方面的事儿作出了决策，达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。

毛泽东同志讲过：“有先生呢，有好的地方，也有不好的地方。不依靠先生，自己去读书，自己去写字，自己思考问题。这同样是个真理。”

第四条呢，团结统一说的就是要“把朋友搞得多多的”，从而构建起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。

“所谓政治啊，就是要让拥护我们的人变得多多的，让反对我们的人变得少少的。”遵义会议就把这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展现得特别充分。

首先，要获得更多人的支持。

遵义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有20人参加呢。这20人里呀，政治局委员有6人，候补政治局委员是4人，军团领导人有7人，另外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。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同志提议扩大规模的。

毛泽东同志回忆道：“长征之前啊，在政治局里我就一票。也不知道开了多少会呢，老是三票对四票。后来实在没辙了，我就讲，老这么三票对四票可不行啊，咱们把规模扩大些吧。我把支持我们想法的下面的人找来，你们也把支持你们想法的下面的人找来，开个扩大会议。这么着，才有了遵义会议。”

博古一开始是不同意把参会人员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的。不过军团的那些领导啊，一个个都强烈要求参加呢。这时候周恩来就通知红军总部还有各军团的负责人都来参会。这么一来呀，就给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打下了基础。

其次呢，要积极去争取关键“朋友”的支持。

遵义会议那“关键一票”是王稼祥投出的呢。王稼祥啊，1925年就到苏联去留学了。等他回国以后呢，就在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啦。1933年4月，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作战的时候，他受了重伤。长征的时候，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。

长征刚起步的时候啊，毛泽东得了疟疾，那时候都差点把命给丢了呢。他心里还一直担心红军的未来，这么一来身体就特别虚弱，没办法只能坐担架了。还有王稼祥呢，他受伤好久了一直没好，也和毛泽东一样坐担架。到了宿营或者休息的时候啊，毛泽东和王稼祥就常常聊天，商量党和红军未来那些特别重大的事儿。王稼祥对毛主席的眼光佩服得很，他就觉得啊，只有按照毛主席的路线走，革命才能胜利。

周恩来曾回忆道：“长征的时候啊，毛主席先得到了稼祥还有洛甫的支持呢。”对了，洛甫就是张闻天哦。耿飚呢，他晚年的时候回忆过，那时候他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呢。他说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之后就接着往西走。军委纵队到了黄平县境内的时候，在一大片长得很茂盛的橘树林子里，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，他俩头挨着头躺着，谈论着当下的形势，都特别发愁呢。

王稼祥就问张闻天，红军一路向前，最后的目的地，中央定在哪儿了呢？张闻天回答说，没有一个确定的地儿。接着又讲，这么个打法可不行，还得让毛泽东出来才行，毛泽东打仗可有一套了。当天晚上，王稼祥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彭德怀，也跟毛泽东说了。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个将领当中很快就传开了，大家都觉得该开个会，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。

王稼祥回忆遵义会议的时候说：“我当时带着伤，还发着烧就去参加会议了。毛泽东同志发完言，我马上跟着发言。我一开始就表明支持毛泽东同志的看法，还指出博古、李德他们在军事指挥上有好多严重错误呢，狠狠地批评了他们那种单纯防御的指挥思想。为了改变当时的不利局面，我就提议让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部队。”

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毛泽东的时候，毛泽东好多次都提到“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可是投了关键的一票呢”。

最后，可不能忘了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啊。

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，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。同时，会议决定撤销“三人团”，军事方面依旧由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朱德和周恩来指挥，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。

之后呢，又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进一步的调整。2月5日，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，确定让张闻天取代博古，担负起中央总的责任（大家习惯上也把这叫做总书记的职责）；让毛泽东做周恩来在军事指挥方面的辅助者。

为啥不直接让毛泽东接替博古，反倒让张闻天来担任中央主要领导呢？这是因为啊，张闻天有留苏的经历，是被共产国际认可的，这对稳定党内的局势有帮助。而且呢，他还支持毛主席的政策，于是我们党就选择了张闻天。

这就是政治智慧呀。

在中央苏区的时候，张闻天发现毛泽东不只是在军事、土地改革上有独特的看法，对于中央苏区的经济工作也特别有经验。张闻天经常叫自己的下属去向毛泽东请教。长征开始以后，张闻天和王稼祥、毛主席在同一个军团呢，他们就组成了反对博古、李德错误领导的“新三人团”。

张闻天跟毛主席共事很容易，和其他同志共事也能团结大家。毛主席称赞张闻天为“开明君主”呢。

回顾遵义会议的整个经过，要是没有周恩来大力支持，缺乏毛主席跟王稼祥、张闻天的“私下交流”，少了各军团领导人对“左倾”教条主义的共同批判，那就不可能出现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啊。

贺子珍回忆道：“遵义会议之后，毛泽东很感慨地跟我说，不管办啥事儿都得有个大多数啊！”

“让我们的朋友变得多多的”，积极去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，这可是一条非常有益的宝贵经验呢。

现在啊，咱们正处在百年都没遇见过的大变化时期呢。尤其是南海和台海那啊，不确定的事儿越来越多了。咱们可一定要心里装着大局，把眼光放长远到全世界，尽力去“让我们的朋友变得多多的”，这样在大国之间的竞争里，就能占住主动的地儿，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啦。